[摘要]卢梭可以说是批评政治代表概念的开山鼻祖，他在其代表作《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说：“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 本期作者：段德敏（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 1政治代表的首要批评者：卢梭 关于政治代表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一个直到今天仍然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我们之所以需要代表，是因为参与民主政治的公民人数过多，难以将他们聚集在一起议事，因此不得不选举一些代表。此观点包含两个重要的预设：第一，政治代表是一种权宜之计，因而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公民人数过多）等而次之的选择；第二，在逻辑上，代表在民主政治中不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地位，他们应该完全听命于其选民的意志。因此，代议制被看作较差的选择，如果有可能的话，比如在政治共同体足够小时，我们还是应该采取直接民主的政治形式，让人民直接在场。  卢梭，其《社会契约论》中所论述的人民主权及民主政治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这种观点第一次——或许也是最重要一次——得到系统阐发，是在法国政治思想家卢梭那里。卢梭可以说是批评政治代表概念的开山鼻祖，他在其代表作《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说：“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就在该书首次出版（1762年）的14年前（1748年），法国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也初次面世，产生巨大轰动，他在该书中说：“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它的政制的直接目的就是政治自由。”他指的是英国。英国政制之所以被孟德斯鸠认为是以政治自由为直接目的，主要是因为它所包含的三种权力的分立和互相制衡，而其中代议机构——国会——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论法的精神》在当时已经被普遍认为带有强烈的激进色彩，以至于遭到天主教会的封禁。而在卢梭看来，孟德斯鸠不过是在为奴役制度作辩护。 2人民主权与立法者 卢梭对政治代表的这种看法与其人民主权论直接相关。他说：“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所构成，而意志又是绝对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是什么中间的东西。”这一判断的背景则是格劳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在《战争与和平法》中关于主权转让的讨论：人民最初拥有完整的自由，他们将自己的自由转让给主权者（如国王），因此后者就有了绝对的主权。在卢梭看来，英国人将议决国家大事、制定法律的权力移交给国会议员，与此过程并无大异，政治代表即意味着主权的转让。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荒谬的过程，因为人民不可能“主动”地将自己附属于他人、变为奴隶，这其中一定包含着少数个人或团体的阴谋野心，其目的是用虚假的约定掩盖强力，从而使人们误认为这就是一种合法的状态，从而政治代表们(包括国王)也被赋予合法正当的权威。因此，卢梭主张“追溯到一个最初的约定”，即平等的自然人互相之间订立契约，构成“人民”本身，从而才可以看清楚人民和那些所谓代表之间的关系。  法国艺术家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表现了人民的力量。 卢梭这样描述这一原始约定： 我们每个人都以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的个人；组成共同体的成员数目就等于大会中所有的票数，而共同体就以这同一个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体。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 我们可以把这段话看作卢梭对主权者人民的定义，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主权者”和“臣民”是同一的，主权者即是臣民，臣民也是主权者，只不过称呼不一样。这在人们对政治的想象中算是极少见的创造。比如在格劳秀斯那里，主权者或者是通过征服，或者出于人们对自身自由的主动转让，而拥有对臣民的支配权力。正因为这种主权者相对于其统治对象的这种“外在性”，其正当或合理的支配范围也通常会被认为有一定的限制。格劳秀斯就认为，尽管主人对奴隶拥有绝对的主权，但出于普遍人道的考虑，主人不能对未犯错的奴隶施加任意的刑罚。又如著名的政治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主权者必须对臣民拥有绝对的权力，否则就不可能有和平的秩序可言，但在这种绝对主权之下，他仍然认为，当臣民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他可以拒绝服从而不为不义。然而在卢梭那里，主权者与臣民合而为一，对任何臣民个人而言，主权者的行为就是自己的行为，主权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与他们的利益相反的任何利益”。因此，卢梭所定义的人民主权在绝对性方面，鲜有能过其者。  霍布斯，英国政治哲学家，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其代表作为《利维坦》。 另一方面，这样理解的人民主权要求人民始终在场，尤其是在制定法律时。但一旦涉及制定法律这样具体的政治行动，问题就马上超出了作为“意志”的公意本身范围。尽管人民不会做反对自己的事，但制定什么样的法律、为什么采取这样一种法律而不采取另一种、在一些法律的关键的细节上应该做怎样的规定，等等，这些都属于理智判断的范畴。而在这个范畴内，组成一个集体的人民其实并不一定有十分的把握。卢梭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他说：“人民永远是愿望自己幸福的，但是人民自己却并不能永远都看得出什么是幸福。”因此，政治体需要有一个立法者。这个立法者同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代表或立法机构的议员还不完全一样，他是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为政治体提供基本的结构和运转的规则，他甚至要考虑到人们已有的和“应该有的”观念和精神，这种立法是要“在这个世纪里工作，而在下个世纪里享受”。此类立法者在古代历史上典型的有斯巴达的莱库古、雅典的梭伦等。 卢梭对这种立法者有特殊的理解：一方面他们非常重要，简直像“神明”一样；另一方面，他们却根本没有立法权，立法权属于且仅属于人民。为此，卢梭在举莱库古为斯巴达立法的例子时说，他是逊位而后才着手立法的。但这一说法的来源可疑，例如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就没有这样的记载，雅典的梭伦也是在其立法改革之后才主动交出权威、离城邦而去。对于卢梭来说，立法“既是一桩超乎人力之上的事业，而就其执行来说，却又是一种形同无物的权威”。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看，这句话简直可以说是极端反事实的描述，立法几乎都是同政治权威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总是先有权威也后才可能有立法可言，一个国家的法律总是带着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鲜明烙印。但显然卢梭在乎的不是历史事实的准确，而是政治生活的应然状态。  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是西方纪传体历史著作之滥觞。 3政治代表与古今之变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卢梭对英国代议制的嫌恶了。英国的国会议员们具有立法者的职责，同时也有巨大的权威，更有甚者，他们还编造出一套谎言，说这是人民主动将主权通过“代表”的程序转让给议员们的。与之相比，卢梭说，在古代的共和国，“人民是从不曾有过代表的，他们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名词。”这一描述可能并不完全准确，起码按照当代代表理论专家汉娜•皮特金(Hannah Pitkin)的说法，古希腊人有很多制度和实践都可以用今天的“代表”(representation)一词来形容，即便当时还没有出现这样的词汇。但卢梭的另一个判断看起来是对的，即代表这一观念在政治行为中使用，主要是近代的产物。英国议会最早起源于国王行政和统治的便利需要，如在最重要的征税一事上，国王需要得到地方贵族的支持和同意，地方贵族们派人与国王商议此事，久而久之，这些地方派去议事的“骑士和自由民”们发现他们可以集体向国王施压，这就是英国国会的雏形。到了后来，很大一部分代表由普通选民选举产生，选民资格的门槛逐步放宽，代表们（国会议员）也不再被认为仅仅代表地方利益，同时也代表全国，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英国代议制的基本面貌。
 英国国会现场 与今天流行的印象相反，政治代表在近代的起源和发展同民主政治毫无关系，它只是到后来，特别是在人们的身份、财富和地位大规模平等化，传统的政治权威难以为继之后，才与民主有了直接关联。这也是卢梭之所以反对政治代表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它在根本上是要限制人民直接出场的，要从“自己统治自己”的人民身上分离出一部分权力，甚或全部权力。这在卢梭看来不仅没有必要，也是邪恶的，其中最大的恶在于让人们养成一种远离政治的习惯。他说：“一旦公共服务不再成为公民的主要事情，并且公民宁愿掏自己的钱袋而不愿本人亲身来服务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是濒临毁灭了。需要出征作战吗？他们可以出雇兵，而自己呆在家里。需要去参加议会吗？他们可以推举议员，而自己呆在家里。……只要有人谈到国家大事时说：这和我有什么相干？我们可以料定国家就算完了。” 不得不说，卢梭的这一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没有人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国家，那确实就算完了。这也是为什么卢梭对政治代表的批评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原因。当代很重要的民主研究专家、“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y)的提出者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就直接从卢梭提供的理论资源出发批评西方代议制度，他说：“（现代）政治变成了政客的事；公民做的事（如果他们还做的话）就是选举出政客。”政客们一旦被选举出来，并被赋予诸如制定法律等权力的话，我们就很难保证他们不被“特殊性”侵蚀，无论是特殊的利益，还是特殊的身份、宗教立场、观点和视角等等。人的这种特殊性不可消除，因而代表们就一定会与卢梭所描述的“公意”所要求的普遍性之间存在一个距离。因而，卢梭经常借古讽今，古代共和国的公民政治参与度远高于现代国家，他们举凡大事都会亲自到广场参与讨论和表决，不会把它们交给某些代表去讨论和决定。  然而这也是问题之所在，最明显的困难在于，现代国家大多已经不可能像古代城邦共和国那样维持一个很小的规模，因而人民实际上很难随时在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仔细考察了一切之后，我认为除非是城邦非常之小，否则，主权者今后便不可能在我们中间继续行使他自己的权利。”但这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卢梭后来在为波兰人写的《论波兰的治国之道》中就为这一困难提供了折中的解决办法。因为波兰国土广袤、人口众多，因此不得选举出一些代表来代行议事，但卢梭认为，一方面他们应该经常更换这些代表，另一方面代表要随时听候选民的指令。卢梭对政治代表的批评更为根本的困难还在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完全被认为是从属于主权和公意。这在古代共和国中也许可行，但与现代社会人们的自然倾向有很大的出入。最早指出这一点的也是同为法国人的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 1767-1830)，他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一文中说：“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限制、监视与压制。”  本杰明•贡斯当，法国政治思想家，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之一。 现代人需要这种自由吗？贡斯当认为，对现代人来说，自由可能意味着一些别的东西，它或许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个人或若干人的专断意志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由而迁徙的权利”。因此，现代人其实乐于将一部分主权交给政治代表，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大事和公共福利毫不关心，而是希望能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有一个不受外界干预的私人领域和个人自由。同卢梭针锋相对的是，贡斯当并不把这看作是现代社会的倒退，他反而认为是现代人相对于古代人的进步。这一观点后来在西耶斯(Emmanuel Joseph Sieyès,1748-1836)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他将现代社会的代议制明确地看作是一种社会分工。同市场经济中分工越发达，经济水平也越高一样，政治领域中的这种分工也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相较于古代的巨大进步。如果没有这种分工，要求所有的公民都直接参与政治生活，那实际上就势必需要像古代城邦共和国那样，由一群真正被支配的人群——如奴隶——来完成大多属于“经济”层面的工作。可想而知，这样的状况下，经济不会有什么发展，社会整体状况不会有多大进步。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就应该将权力一股脑交给代表了事，人们需要设计出方法防止代表对权力的滥用，而且普通公民也不能完全对政治不管不问，贡斯当和西耶斯都明确提到了这种普遍政治冷漠的危险性。 客观地说，卢梭并没有将自己的政治理论与古代城邦共和国的政治实践相等同，他只不过是利用后者来更为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由此引发的争议却触及了关于政治代表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政治代表也许并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它很可能有着更为本质性的存在理由。政治代表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对人民主权的侵蚀，它可能恰恰是让我们现代人生活得更好的一个关键。 （作者：段德敏；编辑：胡子华；原标题为《卢梭论政治代表》；配图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段德敏，男，1982年生，江苏溧阳人，博士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系伦理、社会与政治哲学中心，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RIPPLE)研究员、欧洲大学中心(EUC) co-director，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民主理论等，已出版英文专著一本，在国外、中国大陆和香港多家知名期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并曾受邀在国内外多家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