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宋庄的人都禁不住会疑惑，位于北京远郊的这块地方何以吸引了5000多名艺术家，成了中国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地。
这里尘土飞扬的主街道上遍布盒子形的低层建筑，一路开了很多廉价旅馆和商店。街上偶尔有一家野兽派的美术馆，反而与周遭显得格格不入。街道和展厅看起来空荡荡的。让人觉得，这儿一点儿也没有布鲁克林或伦敦东区的繁忙喧嚣和炫目光彩，甚至都比不上北京时髦的798艺术区。
不过当我推开小铁门，走进批评家和策展人栗宪庭的四合院里时，宋庄的吸引力立马清晰起来。
栗宪庭把我带到谷仓一样大的客厅里，裸露的砖墙上支撑着木板做的屋顶。从高高的窗户往外望，可以看到一群鹅在果园里漫步。这座屋子好比是设计师的Loft和佛教寺庙的结合。与30多公里外、隔着六层环路的北京市中心那些拥挤的公寓比起来，这儿简直是一座城堡了。
“宋庄是中国最早可以享受自由生活方式的地方，”栗宪庭说。他今年66岁，个子有点矮但是气质优雅，白色的头发和胡须光彩熠熠。
他墙上挂的作品可以说是当代中国艺术的百科全书。这张俗艳的笑脸是岳敏君的作品。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时，岳敏君是第一批掘到金子的宋庄艺术家之一。那个时期的艺术作品，大多数都很粗犷，充满讽刺，政治意味一目了然。栗宪庭当时在“政治波普”和“讥讽的现实主义”等旗号下推广这些艺术。栗宪庭在国外展出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并且担任了1995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人，从而赢得了中国先锋艺术教父的头衔。外国收藏家也欣然接受了这些作品。岳敏君1995年的油画《处决》，描绘了他在行刑队前讥笑的画面，以290万英镑售出。
考虑到之前的状况，90年代的繁荣有点不可思议。
栗宪庭从小陶壶里倒了一杯茶，点燃一根烟，说：“那之前，中国没有独立艺术家这种东西存在”。
在共产主义体制里，艺术家的任务是为人民服务。整个80年代艺术家仍然被限制在工作组里。随着党放松对经济和社会的掌控，艺术家抓住机会，开始创作一些狂放的，甚至是对抗性的作品。也是从那时起他们开始扎堆。
1994年，一群艺术家被警察从位于北京北部的中国第一个艺术家聚集地赶走。他们搬到宋庄，当时那儿只有47个贫穷的农业村和几座工厂。
他们在小铺村租用了一些没人住的农房。也是随着他们的到来，争议和警察也接踵而至。当地人也对这些剃着光头或者长发披肩，穿着破洞衣服的年轻人起了疑心。他们觉得这些人搞的东西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艺术作品。
小铺村的村委书记崔大白当时也受到压力要赶他们走，但是他看到了这些艺术家的经济潜力：“把地租给艺术家，农民每年的收入能达到以前的10倍，”崔大白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说。他是一名平易近人，简单直接的村官。
在位于宋庄主要集市区的村委会里，崔大白坐在宽大的摇椅上对我说：“这些艺术家还出钱修路，安路灯，植树。他们树立了好榜样。村民也逐渐接纳了他们。”
消息传得很快，到2005年已经有3000多名艺术家聚集到宋庄。这儿成了画家，诗人，电影人和音乐人扎堆的充满活力的社区。
艺术家石头在中国的LGBT群体里相当有名。她来宋庄比较早，和她那波人一起塑造了宋庄的反主流文化港湾的名声。她和她做电影的女朋友明明住在一间小农房里，墙上涂满了五彩缤纷的油画。我们在一起喝茶嗑瓜子。
她说：“那会儿艺术家们一点也不物质主义，大多数没什么钱。不过他们来这儿以后，许多人都做得很不错。”
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扩大，中国各城市周边开始涌现出新的艺术区。一夜之间，废弃工厂变成了时髦的798艺术区。再往城外走点，艾未未在草场地村建造了大型的艺术群落。
在崔大白的请求下，栗宪庭在一块废弃的土地上设计一处艺术区。宽敞的艺术中心可以放映电影，由栗宪庭主管。周围环绕着工作室和美术馆。
2006年，北京市政府宣布在宋庄成立“文化产业基地”，并且筹办一年一度的艺术节。便宜的土地价格吸引来和艺术相关的产业，带来利润的同时也推高了地价。别处的地方政府也觊觎着宋庄模式，崔大白和栗宪庭之间非同寻常的伙伴关系也被视为合作榜样。
“崔大白常说，我俩是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一个有事儿另一个也跑不脱，”栗宪庭说话喜欢讲俗语。“现在不一样了。我俩根本就不沟通了”。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形势开始恶化。
栗宪庭说，政府开始把艺术区视为危险的事物。“警察开始搞检查，审查，关停展览。从那时起，形势一年比一年紧张。”
栗宪庭办的独立电影艺术节每年都会展映尖锐的纪录片，因此总是遭禁。接下来的那几年，电影节和警方玩起了猫和老鼠的游戏，警察关停一处举办地点，他们就跑到别的地方放映。
我2011年参加电影节时，几十人挤在栗宪庭的房子里，投影仪直接投在墙上放映纪录片。
2014年8月，警察和社会人士粗暴地驱散了观众，拘留了栗宪庭和其他几人好几个小时，命令他们不得再举办电影节。到2015年，他们连试都没试，直接不办了。
石头曾经和明明在电影节上放映过电影，她说：“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电影节肯定办不下去了，这是对文化的极大破坏。这些电影曾经教育和启蒙了观众。如果人们看不到这些电影，那真是很大的损失。”
两个月后，一群艺术家和诗人因为组织支持香港民主抗议的诗朗诵活动而被捕，其中几个人关了近一年才被释放。
“现在这儿的艺术家像冬天里的蝉一样消失了，”栗宪庭用了另一句俗语说，“没人敢说话”。
当我问起关停电影节的事情时，党委书记崔大白提高声音，坚定地说：“我们坚决反对任何有政治倾向的东西。推广正能量文化和弘扬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坚定立场。容忍也是有限度的，我们不会在原则问题上妥协。”
与此同时，在周边乡村，工作室和其他建筑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填满了当地政府的腰包。土地价格飙升；艺术家抗议驱赶和拆迁；一些人已经搬到别处。
“宋庄就是中国的缩影，”栗宪庭说：“人们修的太多太快。一切都是为了赚钱，文化是无足轻重的。”
但是目前的快速发展，和即将发生在宋庄的规划相比，却又只是微不足道的。
因为，北京拟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将大部分市政机关搬到宋庄所在的通州，公务员也得随着搬离。该计划旨在迁移城市中心15%的人口，减缓首都的压力，在2020年将增长的人口限制在2300万。
计划实施后，通州会变成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在内的广大城市带的行政中心。国家新闻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开发将在2017年取得“重大进展”。
虽然计划细节还没有公布，但都在传说开发地址离宋庄只有4.8公里左右。最近新开的一站地铁周围都是空地。我到那儿时，住在附近的外地人说他们正在等待搬离的通知。一座崭新的住宅小区空荡荡的，等着人搬进去住。
其实，还没有发布搬迁消息的时候，房地产投资也已经让通州房价飙升。根据国家新闻机构引用的数据，去年第二季度的房屋出售量增长了140%。
在崔大白看来，自己最关键的政绩就是要吸引商业入驻和旅游。他说：“这应该会很有益。北京市政府下定决心在北京区域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这对我们接下来几年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栗宪庭觉得这个大动作意味着他的电影节更加不可能举办了，所以高兴不起来。
“这会对宋庄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旦你离政府很近，所有当代艺术需要的实验性，创造力和自由也就基本上不可能有了。”
（翻译：李孟林)
